
1949年,汤恩伯仓皇逃往台湾,身边娇妻儿女一个不落全带上了船,唯独把给他掏嫁妆、伺候汤家二十多年的原配扔在了码头,51岁的马阿谦跑去找新政府,只提了一个要求……
1949年5月底的上海,硝烟刚刚散去。一天上午,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推开军管会办公室的门,拘谨地站在门口。她身上那件灰布褂子打了几个补丁,鞋上全是泥。工作人员问她有什么事,她低声说:“我叫马阿谦,是汤恩伯原先的婆娘。”
屋里的几个干部都愣了一下。汤恩伯,那可是国民党守上海的最高长官。他前脚刚逃去台湾,他的原配怎么找上门来了?
马阿谦没等人细问,自己就把大半辈子的苦水倒了出来。
她是浙江武义人,1918年经人说合,嫁给了邻村的汤恩伯。那时候汤家穷得叮当响,汤恩伯整天抱着书本,想着去日本念陆军士官学校。家里连盘缠都凑不出,急得团团转。
马阿谦过门没多久,二话不说,把自己陪嫁的几件银饰、两匹家织布全翻出来,又跑回娘家,把老母亲攒下的一对玉镯子也拿了来。能换钱的都换了,总算给他凑足了东渡的川资。
汤恩伯去了日本,家里一摊子全扔给了她。公公婆婆常年抱病,药罐子一天都没断过。马阿谦白天在坡地上种番薯,晚上就着豆油灯纺麻线,换几个铜板买盐。有一年冬天,婆婆咳得下不了床,她一个人顶风走了三十里山路去抓药,回来时两只脚全是血泡。
几年后,汤恩伯从日本回来,靠着恩师陈仪的势力,在国民党军中步步高升。官帽一顶上,心就变了。他带着勤务兵回了一趟武义老家,把300块银元拍在桌上,冷冰冰地撂下两个字:“离婚。”马阿谦没哭没闹,只是问他:“这些年我哪里对不住你?”汤恩伯不答,跨上马就走了。
婚是离了,可马阿谦没离开汤家老屋。她照样给前公婆端水送饭,缝补浆洗,把两个老人伺候到入土。村里人劝她改嫁,她总说:“老人待我不薄,我给汤家尽的是一份心。”这一住,又是近二十年。
这期间,汤恩伯先后娶了陈仪的义女王锦白,又纳了无锡一位丝茧大亨的千金钱婉华。他官至京沪杭警备总司令,手上攥着几十万兵马,1948年还奉命将20万两黄金从上海秘密押运台湾。风头最劲时,怕是早忘了武义乡下还有个结发妻子。
1949年4月,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,汤恩伯死守上海。可到了5月,防线一溃千里,他比谁都跑得快。撤退那天,他把王锦白、钱婉华、儿子汤建元以及几房亲近的内眷全弄上了船,独独没给马阿谦递一个字。
马阿谦还是从一个远房侄子口中得到消息,疯了一样往码头跑。十六铺码头人山人海,溃兵、官太太、金条箱子满地狼藉。她拼命扒开人群,挤到趸船边,一只脚刚踏上跳板,就被一个副官伸手拦住。她大声喊:“我是汤恩伯家里人!”
副官认得她,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,但还是硬邦邦地说:“长官交代过,您不能上去。”船上的汽笛响了,舷梯收起,螺旋桨搅起浑浊的江水。51岁的马阿谦就这么被扔在了岸上,看着那艘大船在江雾中越变越小。
如今,走投无路的她站在了军管会里。她把前前后后的事情讲完,嘴唇哆嗦着,提了一个要求:“同志,我年纪大了,重活干不动了。能不能给我个糊口的活计?扫大街、洗衣裳、烧火做饭都行,只要给我一口吃的,有个能避雨的地方睡觉,就知足了。”
工作人员听了,心里很不是滋味,马上派人去核实情况。查下来,马阿谦确实从未参与任何反动活动,二十多年来只是乡下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。根据当时的政策,对这类没做过恶的国民党家属,一律给出路。很快,政府把她安顿下来,分到一家街道被服加工组干活。
马阿谦很珍惜这份工作。她每天第一个到,把车间地面扫得干干净净,谁的机器卡了线,她就帮着理顺。她从不提过去的身份,工友问起家里情况,她只说一句:“就我一个,没牵没挂。”她用那份微薄的工资买了米,买了菜,还给自己添了一床新棉被。
后来经人介绍,她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码头工人,两人搭伙过日子,黄昏时去外滩散散步,日子虽然清简,却落了个踏实。
而那个弃她如敝履的汤恩伯,下场却让人唏嘘。逃到台湾后,蒋介石并不信任他,只赏了个“总统府战略顾问”的空头衔,实际上连边儿都挨不上。旧部门庭冷落,他终日郁郁寡欢。
1953年,他因胃病严重,远赴日本求医。1954年6月,在东京一家医院做胃部手术时,死在了手术台上,终年54岁。
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属,王锦白早已带着孩子定居美国。有人辗转把死讯传过去,她只冷冷回了一句:“报应终于来了。”
当年被丢在黄浦江边的马阿谦,没靠任何人,凭着自己钉扣子、踩缝纫机的双手,把后半辈子撑了起来。历史有时就是这样,看似被碾碎的那一个,反倒稳稳当当地走到了最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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